荥经县人大常委会: 民生实事为人民 防汛安全有保障

佛道两家在本体上主张空、无，这对儒家肯定的现实世界及人伦价值有着直接的消解作用。

世界由语言而敞开，而具有了意义。在张世英看来，这一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不仅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统一，也是真、善、美等价值之总根源。

这一特质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所不具备的[8]（P198）。从可说与不可说的角度而言，横向超越正是由有底走向无底，从非诗语言所能够表达的境界超越到唯有语言的诗性或诗性语言才能述说的境界中的精神历程。他指出，虽然横向超越看起来与感性认识紧密相关，但这一超越方式绝不是摒弃概念、普遍性，并不是完全依赖感性认识而抛弃和排斥理性认识。张世英在其著作中已经对通之概念予以反复申论，其观点得到了诸多当代学人的认同和阐扬?张世英将哲学定义为提高人生境界之学，我们亦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申明：哲学并不是语言和概念的游戏，而应当是以使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命之学。

从人人直接体验着自己具体的生命经历与生活在具体的生活之中而言，荷尔德林的说法并不为过。他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角度凸显了境界作为人之价值实现的时空场域方面的意义。[23] 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按照一般心理规律，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某种情感。） [7]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19] 参见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40] 这几种境界说的对应关系如下： 显然，儒学实践本身不是目的。

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所谓准确把握，最重要的是要严格区分单数的儒学和复数的儒学，即儒学的基本原理和儒学的历史形态。

[11] 到汉代，一代大儒董仲舒讲：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8]《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20] 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以来的儒学危机，实际上恰恰是儒学获得新生的转机，儒学可以借机抛弃前现代社会的内涵，而发展出现代性的内涵，后者才是我们实践儒学的内容

因此，研究者必须冲破迷雾，还原史事，才能作出正确裁决。某等著书甚多，无一语齿及，则足见非私淑，且采拾旧闻，持之有故，言之成章，并以见四益此编，亦述旧闻，辑旧说，初非自创门户，好为奇诡也。有鉴于此，本文拟定如下思路：首先，追溯廖平、康有为学术渊源问题如何从传闻演绎成学术公案，明悉由来，破除旧误。梁启超1904年宣称：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

苏全有、王申：《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12)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卷4，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1册，第323页。

统观全信，廖平绝无指控康有为剽窃之意。以下对这两个关键事实作一考证。

两处均谈广雅书局之会，足以互证，可知康有为作万言书批廖平好名，即以攻新莽为好名。换言之，通过还原史事和细读文本，弄清两人交涉的始末与真相，对这桩百年悬案作出裁决。他庚寅见到《伪经考》稿本时评价不高，但考虑书稿匆促而成，予以体谅，期望日后改进，及至甲午见《伪经考》刊本，发现五六年后仍持故说，甚为失望。②廖平影响康有为说，以梁启超、汤志钧、李耀仙、陈德述、马洪林、黄开国、陈文豪等为代表。第二次则先称赞廖平前期颇知守今文家法，然后痛惜其经学三变：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32)廖平：《知圣篇》，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1册，第228页。

如1918年四川《戊午周报》刊载《井研学案》，叙述经学二变：《辟刘篇》又名《古学考》，以古文家《尚书》、《毛诗》、《左氏》、《周礼》其原流皆晚出伪说。廖平曾吁请康有为不要深自讳避，但据现存文献，康有为直到此信才有回应。

二是具体提到两《篇》与两《考》的关系，或言及羊城之会，评说廖平对康学尤其对《伪经考》的影响，乃至讥责康有为剽窃。戊戌政变后廖平与门人炮制祖述说，意在与康学划界以自保，内心并不认康有为作传人。

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此说者之过，非本义有误，又谓《公羊》传存古法，自某等托之《公羊》，以为变法宗旨，天下群起而攻《公羊》，直若《公羊》故立此非常可骇之论，为教人叛逆专书，遂云凡治《公羊》皆非端人正士，(88)驳斥康有为借素王改制宣扬变法、创教之误。⑥黄开国、唐赤蓉：《〈教学通义〉中所杂糅的康有为后来的经学思想》，《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梁启超两次说不可诬也的语境，同是论述晚清公羊学由王闿运到廖平、康有为的发展，但各有所指。此后，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吸取各方材料与说法，继续放大廖平对康学的影响，并就剽窃说大作文章。尝有人持书数千言，力诋改作之非……乃杯酒之间，顿释前疑，改从新法。注释： ①廖宗泽：《先王考府君行述》，《中国学报》(重庆)1943年第1卷第1期。

惟朱子师法二程，立义非标程说，别无明据，方足以云宗派。康先生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因此，根据廖平晚年回忆，证以《致某人书》留存的《伪经考》稿本与刻本对比信息，《伪经考》在庚寅春间已基本定稿。胡静溪挽联、李承烈挽诗均提到羊城之会，认为康有为辨伪古文、讲素王改制源自廖平，并斥康有为剽窃。

第一，从康有为驰书相戒到两心相协。梁启超另言及晚清学者研治《公羊传》的成绩：晚清则王壬秋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

(66)廖平：《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47页。弟驳刘歆之书，尚有《辟刘》一篇，言其详悉终始，因涂抹太乱，未便上呈，俟还家后，重理清本再寄陈，以博师座一噱。《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记上书失败后各事说：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其实本句误在脱字，据廖宗泽引刘子雄日记，(31)当是丁亥作《续[今]古学考》。

先祖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别后致书数千言……后访之安徽会馆，谈论移晷，顿释前疑。羊城会馆源头水，只见遗筌不见鱼。

(76)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第381页。(93)廖平：《与康长素书》，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第547页。

廖平对俞樾所述辟刘之议，应指《辟刘篇》初稿的主要思想。佥人宵小使为今学，邪也。